幼儿园门口人很多，我站在人群外看了半天，才瞅见孙子斌斌，和几个小孩一起走出来。
“斌斌，斌斌！爷爷在这儿！”
我朝斌斌挥着手，前排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小年轻扭过头，不满地看着我。
谁知道斌斌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却像没看见我似的，径直向前走去。
我连忙追上去，一边忙不迭地掏出背包里的小外套，想给孩子穿上。
“爸！我说多少次了，你能不能下回收拾收拾自己再来接孩子啊！”
儿媳晓妍正好下班路过幼儿园，斌斌蹦跳着一头扎进了晓妍的怀里。
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穿着：一件儿子淘汰的卫衣，外面套了个背心，裤子也是儿子穿旧了的，脚上的解放鞋布满泥点子，身上还被淋了水。
“现在的小孩都懂得可多了，相互攀比着呢！咱们斌斌上的又是贵族幼儿园。你说你穿这么土气来接他。他在小朋友面前能抬得起头吗？”
晓妍一边说着，一边带斌斌上了车。
“嘿嘿，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主要是平时摄影老往那树林子里钻，穿成这样不会糟践衣服。”
“那我可又得多说几句了爸，你没事老跑出去摄什么影啊？有人看吗？在家歇着不行吗？你说你这个时间往家赶，我们几个怎么能一进家门就吃上饭啊？”
晓妍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我只得低下头不作声。
车门关了，晓妍摇下车窗道：“那我们先走了，你自己骑车回家吧，稍微快着点啊！陈旭也快下班了！”
“哎，好嘞！”我连忙又一溜小跑上了自行车。
不知怎的，往日他们也常这样说我，但是今天这话在我脑海，硬是盘旋着下不去。
以至于骑着骑着车，我给摔了一个大马趴。


一到家，我就扶着腰扎进了厨房。
客厅里，儿子陈旭在慷慨激昂地讲述着自己如何在生意场上大杀四方。
斌斌在缠着黎青陪他玩小汽车，口中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平日里不苟言笑的黎青此刻也被他逗得哈哈大笑。
晓妍在阳台上和自己的朋友打电话，分享着今天新了解的两只股票。
他们的声音混着电视的声音，盖过了厨房的油烟声和我不时发出的“嘶嘶”声。
今天骑车摔的这一跤可不轻，好在我自小就是山里人，上蹿下跳的野惯了，所以还能扛得住。
扛不住又怎么样？我几乎从不告诉家里人自己生的病。
在他们眼中，我似乎连最小的头疼脑热都不曾有过。
今天被儿媳指责了两句后，突然就腰疼了，这岂非矫情？更是仿佛有些刻意了。
于是我只能咬着牙关忍过去。
终于，我忍着痛捧出了四菜一汤外加一桶米饭，喊了句“开饭啦！”
客厅的嘈杂声戛然而止，只余下新闻中的主持人冷静地播报着“有路人疑似看见江城多年不遇的珍稀野生保护动物朱鹮......”
大家不言不语地吃着饭，偶尔评价两句菜价，或者说说哪里又开了一家新的肉店。
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，如果我不在，这个家原本该是更热闹些的。
正是因为有我在，他们才不好敞开来聊天——毕竟他们原本想聊的可能都是些我不知道的新鲜玩意儿。
好不容易过了煎熬的用餐时间，大家都仿佛长舒了一口气似的，又快速聚集到客厅去了。
这对我来说也是解脱。
我一瘸一拐地收拾了所有碗筷，把厨房的水声开到最大，让自己的思绪像洗碗池中的泡沫一般沉浮。


四十年前，黎青作为我们陈家屯最后一批知青，因为家庭原因失去了回城的机会。
她吃了两回农药，大抵是命不该绝，两回都被村里人送到卫生院救了回来。
最后，她认了命似的，在村支书的撮合下跟本村“最有出息的小伙”陈景生，也就是我，结了婚。
我在铁路局找到了一份铁道维护的工作，在那个年代足够养活全家人。
于是我让精神涣散、完全无法胜任村里会计工作的黎青辞了职，并告诉她只要安安心心在家看看书就好。
那时的黎青身材细长，一张小脸虽总是带着倔强的神情，却不难看出生得极好。
人人都说，陈家小子娶到了这样的城里媳妇，是祖坟冒青烟的大好事。
我自己也这么觉得，所以我总是竭尽所能捧出自己所有的一切给她。
而她却并不稀罕，也不待见我。
我发了工资，从城里买回了时下最流行的花生怡糖，她却说这东西甜腻，对牙齿不好，硬是一个也不肯尝。
我跑遍全县，买了县里小姑娘人人都喜欢的花格子布料给黎青裁了做裙子，她却说城里人已经不穿花格子了，这是农村人才看得上的审美。
总之，我似乎做什么都无法让她满意，她终日冷着脸，不愿让我碰，也不同我说话。
结婚第八年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有了转机。
黎青的父亲去世了，消息送到她手里时，人都已经下葬了。
黎青的母亲早亡，父亲和弟弟是她最后的亲人。
不能亲眼去送父亲最后一面对她打击很大，她悲痛过度，染上了严重的风寒，高烧不退。
当时正值三九，天寒地冻，大雪封山，根本没法去卫生院。
我把各种法子都试了一遍，始终没能把黎青的高热降下来。
最后，我一咬牙，给黎青戴上围巾帽子，把她裹在棉被里包好，又将棉被捆在自己身上，出了门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的风雪是江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，已经成了灾。
我甚至无法回想自己是怎么顶着那样的风雪，一步一步从陈家屯挪到了永安县。
医生告诉我，当我将黎青背到卫生院，说明来意后，便昏了过去。
等我再醒来，黎青已经退烧了。
听说，如果她再晚来一会儿，高烧就会引起肺炎，很可能会要了她的命。
而我呢，如果再在雪地里走一会儿，可能会冻得双腿截肢。
这件事后，黎青对我的态度有了好转，简直是破天荒头一遭。
她开始不吝啬给我笑脸，也偶尔愿意为我洗衣做饭。
甚至还批准我从堂屋的折叠床上搬进卧房，结婚八年，我们第一次同床共枕。
第二年，黎青生下了我们的儿子。
儿子呱呱坠地时，正好是旭日东升的时候，我给他取名陈旭。
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，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心头发酸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陈旭六岁那年，黎青彻底和我翻了脸。


为了让陈旭在永安县报名上小学，我想办法找了单位，给我们一家在永安县分了套小房子。
从陈家屯搬进永安县，黎青别提有多高兴。
我们坐着村里的拖拉机搬家的路上，她一直在兴奋地计划着家里哪块放床、哪块放沙发。
看着她笑得开心，我心里也甜得像蜜一样。
没想到，刚搬进新家，黎青去了趟邮局的当儿，一切就全变了。
从邮局回来的黎青黑着个脸。
我问她发生了什么，她将新买的水杯朝我掷过来，大吼一声：“陈景生，发生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！”
水杯砸在我胸口上，生疼生疼的。
原来，黎青去邮局存钱时，当班的工作人员正好是我同事的老婆小刘。
小刘听说黎青是我的老婆，便同她攀谈起来，这一来二去，就讲到了当年黎青父亲去世的事情。
小刘说：“陈景生可真是个好男人，收到你爹病危电报的第一时间，就给汇去了二十块钱。二十块可不是个小数目了！”
黎青却从这话听出了端倪：病危？可是黎青收到的分明已经是二十天后的报丧电报！于是她想明白了：陈景生怕自己去见亲爹最后一面，一去不回，于是故意隐瞒了真相，就是为了把自己永远留在陈家屯！
那天，黎青发了很大的火，把新家的东西都砸了，吓得陈旭哇哇大哭。
可是即便如此，有件事我也永远不能告诉她：我不让黎青看电报，不是怕她一走了之，而是怕她从此恨上自己的亲爹！
我早就听黎青讲过，爹对她和弟弟向来一视同仁。
黎青的娘死后，他又当爹又当娘，吃尽了苦头，把他们姐弟拉扯大。
然而，黎青父亲的电报上，是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为了良心好过而吐出的最后的真相：
当初黎青之所以不能回城，不是所谓的家庭问题尚未解决，而是他爹为了把自己退休后的工作名额让给黎青的弟弟黎洪，故意隐瞒了黎青还在农村的事。
这就导致回城知青名单压根上没有黎青！
我知道黎青的性格，她这个人疾恶如仇，最是固执。
倘若她知道是自己一贯敬重、深爱的父亲做了这样的事，一定不会再去看他，说不定还要马上写封电报和他恩断义绝！
于是，为了让父亲在她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念想，更是为了让她自己余生不要活在仇恨中，我选择隐瞒了病危电报。
没想到后面却等来了她父亲的死讯。
更没想到等待我的是和黎青几十年如一日的貌合神离。
可是你若问我后悔吗？
为了让她心中不要怀揣对父亲的恨，却让自己被她恨了几十年，我真的不难受吗？
说不后悔不难过是假的，可是如果时光倒流，也许我依然会这样抉择。


我在书房的小床上翻来覆去了一夜。
往事如风，灌进我的脑海，使我无法入眠。
六十多岁的人，若是离婚未免被邻居说闲话。
我是没什么关系，就是陈旭那么要面子，肯定不会同意。
这也是为什么黎青那样厌恶我，却从未主动提过离婚的原因。
但是，我可以自己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啊。
我可以回永安县，甚至陈家屯，他们不会有一个人去找我的。
这样的话，跟离婚也没什么区别，黎青说不定会和费亦川在一起。
反正费亦川的老伴早就去世了，他也没有孩子。
而陈旭和晓妍应该都不会反对。
我走了，谁会因为想我而伤心难过呢？
黎青自然不会，晓妍也不会——我不过是她眼中上不了台面的公公，过去配不上她优雅的婆婆，现在也配不上当斌斌的爷爷。
斌斌也不会想我，费亦川那么有气质，如果是费亦川去接送，斌斌在小朋友眼中一定很有面子吧。
陈旭也不会想我——陈旭现在是公司的陈总，混得风生水起，有一个经济学教授后爸做助力，总会比我这个退休的铁路工人强许多。
那么到最后，可能会想我的，估计只有老是一起摄影的老郑、老吴、老孙了。
他们总说我摄影有天分，为人也敦厚老实，总爱和我一起。
我走了，他们应该最起码会失落个几天吧。
想到还有人为我的出走而不舍，我心中便多了几分欣慰。
次日，等陈旭和晓妍去上班后，等黎青去散步并顺便送斌斌上幼儿园时，我从书房的床底下拖出了我几十年前退休时铁路局送的纪念品——一个从未用过的黑皮箱。
我往里草草装了几件衣服，才发现自己的行李竟然这样少，装得满满当当的家里竟没有几件东西属于我。
最后，我把攒了好几年的退休金买的摄影机斜挎在身上，提着黑皮箱，最后看了眼家里。
然后拉上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